瓦當是中國古代建筑中的重要構件。作為檐頭筒瓦前端遮擋物的瓦當，承載著豐富的文化內涵，其當面紋飾之瑰麗，文字之奇秀，堪稱中國傳統建筑屋面瓦頂上的明珠。美術家王子云說：“小小瓦當，創造出令人神往之藝術，實不可等閑視之。”瓦當不僅具有審美價值，而且在考古學、建筑史和文化史領域均有著不可替代的研究價值，因此受到學術界長期、廣泛關注。
自20世紀初至今，易縣燕下都、臨淄齊故城、秦都雍城、漢長安城、漢魏洛陽城、臨漳鄴城、隋唐長安城、隋唐洛陽城、遼上京、元上都等遺址出土大批瓦當，不僅數量眾多，種類亦相當豐富。瓦當的出現最早可追溯至西周時期，在岐山鳳雛和扶風召陳大型西周夯土建筑遺址中，瓦當皆作半圓形，當面裝飾以素面和重環紋為主。戰國時期的瓦當反映出各國強烈的文化藝術風格，以齊國的樹木雙獸紋與樹木卷云紋、燕國的饕餮紋與山云紋、秦國的動物紋與葵紋瓦當為代表，這一時期的瓦當呈現出百花并放的特點。秦統一六國后，普遍采用云紋瓦當。到了漢代，尤其是西漢中期以后，隨著漢王朝政治勢力的不斷拓展及中央集權的不斷強化，各地瓦當幾乎一統于云紋，文字瓦當開始普及，瓦當藝術逐漸邁向高峰。魏晉南北朝時期，云紋瓦當趨于消失，人面紋瓦當、獸面紋瓦當、蓮花紋瓦當等代之而起。隋唐時期，蓮花紋瓦當廣為流行。此后，瓦當藝術經宋元明清的日暮余暉而光照至今。
新中國成立后，考古學界在瓦當研究領域成果卓著，涌現出了一大批有代表性的研究，如陳直的《秦漢瓦當概述》、李發林的《齊故城瓦當》、劉慶柱的《戰國秦漢瓦當研究》、申云艷的《中國古代瓦當研究》、錢國祥的《漢魏洛陽城出土瓦當的分期與研究》、賀云翱的《六朝都城與六朝瓦當》、耿鐵華的《高句麗瓦當》、宋玉彬的《渤海瓦當研究》等，或領一時之風氣，或在某一領域深耕細作，迭有創獲。此外，一大批帶有資料匯編性質的瓦當圖錄的出版，也為當代的瓦當研究提供了助益。
縱覽過往的學術史與研究現狀，可以發現當前的中國古代瓦當研究在遵循以往研究路徑的同時，業已展現出一些新動向。
年代學和區域比較研究持續深入
確定遺跡遺物的年代，向來是考古學研究的基礎環節。瓦當的紋飾復雜多變，年代特征較為明顯，因此常被當作判斷建筑遺址年代的標尺。然而，由于重要遺址的建筑物廢棄大多呈現出“一次性”堆積的特點，在同一建筑遺址堆積層中，屬于該建筑物不同時期的建筑材料處于同一地層中，往往給瓦當的斷代造成相當大的困難。劉慶柱曾提出，除地層學和類型學外，還可以借助歷史文獻記載明確時代的早晚成組建筑物來確定瓦當年代的上下限。近年來，這一方法得到推廣和運用，如王贠赟、盧青峰、張鴻亮等對兩漢帝陵出土云紋瓦當的研究，董新林、岳天懿對遼祖陵瓦當的研究均不同程度地遵循了這一思路。
在區域比較研究方面，學術界在對單個遺址出土瓦當研究的基礎上，對單個較大區域或不同地區出土瓦當的比較研究也進一步走向深入。在這一過程中，類型學、地層學及文化因素分析法的運用，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促進了對瓦當發展演變的時空框架、傳播路徑以及瓦當背后不同文化或人群交往交流交融的認識。無論是申云艷對燕瓦當和中山國瓦當的比較研究、易立對四川與長江中下游出土六朝瓦當的比較研究，還是賀云翱對中國境內3—6世紀瓦當的區系類型研究、李映福對三峽地區出土唐宋瓦當類型和時代的研究，均表明當前對瓦當的區域比較研究正持續走向深入。
瓦當起源于中國，在漢文化發展過程中不斷向周邊國家傳播，經過本土化改造，各自發展出了獨特的藝術風格和文化內涵，見證了古代中國與周邊國家之間的交流互鑒。因此，21世紀初以來，對歷史上域外瓦當的比較研究也逐漸納入國內瓦當研究者的視野。韓釗在對韓國慶州出土的三國時代新羅和統一新羅時期瓦當進行分類介紹的基礎上，初步探討了中國瓦當向朝鮮半島傳播過程中的藝術風格變遷。劉騻較為系統地搜集了匈奴瓦當，并揭示出匈奴漢式瓦當的風格特質、形成過程及其背后蘊藏的文化觀念。韋偉燕通過對越南出土“萬歲”瓦當與我國出土同類瓦當的比較，不僅厘清了越南“萬歲”瓦當的性質，也確認了越南海陽省菊浦遺址和北寧省隴溪城遺址的性質。
瓦當制作技術及手工業考古受重視
近20年來，國內學者愈發關注瓦當的制作痕跡及其反映的制瓦技術、文化傳播等方面的研究。劉慶柱對戰國秦漢瓦當制作技術的研究表明，以漢武帝時代為界，戰國秦漢瓦當的制法可分前后兩期，“切當”技術至遲淘汰于武帝時期。這個認識至今仍然是關于瓦當制法最重要的論述之一。劉振東、張建鋒利用歷年來漢長安城遺址出土的磚瓦材料，以形制和紋飾圖案為基本要素，總結了西漢早、中、晚三個不同時期瓦當制作的特征，為其他地區的同類研究提供了借鑒。段清波、于春雷依據對陜西早期長城沿線出土瓦件的觀察，結合歷代長城修建的歷史背景，對內布紋瓦的起源與傳播進行了深入論述，并提出內布紋瓦是起源于戰國時期三晉地區魏國區域的一種技術特征。由于筒瓦、板瓦與瓦當同屬瓦的家族成員，這一研究成果無疑為開展瓦當的綜合研究打開了思路。
透物見人是考古學的關鍵，單純的制作技術分析或難以滿足這一需要。因此，近年來，更加注重整體觀的手工業考古方法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在手工業考古的視野下，以“操作鏈”的概念開展對瓦當生產的全過程研究，可以再現制瓦技術的產生過程及其變遷。從原料開采、加工、制作到成品的分配、流通、使用，圍繞著瓦當的生產與管理，將人與物聯系起來，把組織生產的機構、機制與人納入研究視野，從而達到透物見人的目的。手工業考古的開展離不開科技手段的支持和運用，通過對瓦當原料、摻和料、礦物組分、燒造溫度、陶器成型技術等進行研究，可以獲取更多超常規的信息。
例如，嚴小琴等對漢陽陵瓦當胎體的微觀形貌、元素成分和物相的分析，為漢陽陵出土灰陶制品的制作工藝研究提供了基礎信息。日本學者中園聰等人對日本九州博多遺址群、箱崎遺址和中國寧波兩地出土的相似的宋代瓦當進行了三維測量，判定它們為同范品；又通過熒光Ｘ射線進行胎土分析，認定九州瓦當在黏土的化學成分上與寧波瓦當一致，從而判定它們都是在寧波本地生產的。北京科技大學劉思然團隊對吉林安圖金代寶馬城遺址出土的瓦件進行了科技檢測，為制瓦原料的來源地點、制瓦手工業生產的組織模式研究提供了借鑒。
瓦當使用情境分析成為趨勢
對于瓦當使用情境的研究，實質就是復歸到瓦當所處建筑本體或出土情境的研究。瓦當不是孤立的出土遺物，而是構成屋面瓦頂的重要建筑構件。從建筑學的角度來看，屋瓦和木構存在著緊密的關聯，陶制瓦屋的出現，催生了木構建筑結構的發展。
近些年來，對瓦當的使用規制及其與他類建筑結構構件之間的模數關系、建筑空間關系等方面的研究愈發成熟。鐘曉青、徐怡濤通過對唐長安、洛陽出土瓦當直徑的分析，反推出建筑材料的等級之分，并將其與宋代《營造法式》所示材份制度相聯系，充分說明了瓦件尺度對研究建筑等級的重要意義。國慶華、田亞岐等依據秦都雍城的建筑瓦件實物，通過分析雍城瓦件的特點、組合規律、使用位置等，對雍城正脊和斜脊建筑屋頂進行了模擬復原，推動了瓦當的研究走向深入。張效儒通過對秦漢都城瓦件尺寸的統計分析，揭示出秦漢瓦件標準規格存在階段性變化，瓦件標準化程度隨時間推移而日趨提高。
瓦當除了在建筑上使用，在墓葬中也時有發現，或具有特殊的功能及民俗含義。劉尊志對漢墓出土瓦當進行了全面梳理，并結合瓦當的出土位置，對墓內瓦當的功用進行了分析，認為其主要有墓地設施建筑材料、墓內建筑材料、壘砌葬具及葬具外積瓦、陪葬品、墊棺、死者頭枕等可能功用。徐沂蒙、萬文君進一步推測，漢晉時期作為隨葬品出現的瓦當，可能是作為玉璧的替代品來使用的，起到斂尸的作用。不過，在漢代“大象其生以送其死”喪葬觀念的影響下，作為墓內隨葬品的瓦當，也可能是死者生前所居建筑的象征。然而，無論其功用如何，這些研究都表現出當前瓦當研究回歸使用情境分析的嘗試和努力。
總之，瓦當雖小，卻蘊藏著豐富的歷史信息和文化內涵，具有獨特的學術價值。綜合利用考古學、歷史文獻、建筑史、科技分析等多學科方法，加強對瓦當文化的研究闡釋，進一步拓展瓦當研究的學術空間，是下一階段瓦當研究的必然趨向。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