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特征。今年下半年以來，圍繞“共同富裕”問題展開的內涵理解、收入分配等研究議題受到社會各界的廣泛討論。如何正確理解共同富裕內涵？怎樣做好收入分配工作？各界熱議的財產稅對于促進共同富裕有何意義？近日，證券時報記者與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黨委書記高培勇展開對話，深入探討共同富裕的實現路徑。

我們所追求的是有差別的共同富裕

證券時報記者： 不同人群、不同地區實現富裕的程度有高有低，如何在動態發展過程中正確處理好效率與公平的關系？

高培勇： 共同富裕由“共同”和“富裕”兩個關鍵詞組成，其中，“共同”體現公平，講究把蛋糕分好。“富裕”體現效率，講究如何把蛋糕做大。“共同”和“富裕”是一對辯證關系，我們不僅要分好蛋糕，而且要做大蛋糕，兩者同樣重要。

應當指出，實現共同富裕如“接力賽跑”，是一個要分階段加以實現而非一蹴而就的目標。在這一動態進程中，固然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實的舉措改善收入和財富差距，讓人民群眾有更多的獲得感，也要在縮小區域、城鄉、居民收入和財富差距的同時，盡可能提高經濟效率，做大經濟蛋糕，提高收入水平和富裕程度，把保障和改善民生建立在經濟發展和財力可持續的基礎之上。

所以，促進共同富裕既要注重公平，也要注重效率，二者不可偏廢。立足于發展，努力在高質量發展中逐步縮小區域、城鄉、居民收入和財富差距，系走向共同富裕目標的必由之路。

還應當看到，我國距離高收入國家還有不小的差距。這意味著，在今后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把蛋糕做大仍然是我們的重要任務，發展仍然是硬道理。在某種意義上說，我們所追求的共同富裕，首先應當是富裕基礎上的“共同”，而非“共同”基礎上的富裕。

證券時報記者： 您如何看待三種分配方式在促進共同富裕中的不同作用？

高培勇： “公平”一詞其實包括三個方面，分別是機會公平、過程公平、結果公平，三者不可分割。在國民收入三次分配中，初次分配體現出機會公平和過程公平，再分配則強調結果公平，而第三次分配是對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的有益補充。

我們所追求的共同富裕，不是搞平均主義，而是有差別的共同富裕。只講效率不講公平，不符合共同富裕原則，也背離社會主義初衷。同樣，只求公平不要效率，搞平均主義也是不可取的。只有在初次分配中體現機會公平和過程公平，在再分配過程中體現結果公平，同時遵循公平原則實施三次分配，才可在保證公平的同時使其保有對創新和勤勞的激勵作用。這不僅有益于整個社會形成正確的公平觀，更有益于最終走向公平和效率的統一。

證券時報記者： 如何理解“第三次分配”在實現共同富裕目標下的內涵所在？怎樣發揮好第三次分配的效能？

高培勇： 第三次分配主要指慈善事業。從根本上說，慈善事業更多是自發的、而不是從制度上加以強行規定的。若要深入理解第三次分配，必須區分第三次分配和初次分配、再分配之間作用的不同，這對于全社會形成正確的公平觀、最終走向公平和效率的統一，具有積極意義。我們應認識到初次分配和再分配是起決定性作用的，第三次分配則更多是一種自發的而非制度性的，它不在企業內部進行，也不由政府主導。

政府在第三次分配中的作用，主要是通過稅收和其他政策優惠對人們的捐贈、慈善行為加以激勵、引導。比如，在稅收制度安排上，對人們用于慈善捐贈的支出，允許在稅前列支、甚至直接給予減免稅收優惠。因此，國家會制定有關三次分配的制度，但制度的意義在于激勵和引導而非強制規定一些人或一些企業捐款做慈善。

證券時報記者： 若要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形成中間大、兩頭小的橄欖型分配結構，我們應如何優化當前分配制度？怎樣擴大中等收入群體規模？

高培勇： 促進全體人民共同富裕是一個全局性問題。現實中不同區域、城鄉、行業的收入差距實際上內生于產業鏈和價值鏈中，牽動著社會再生產各方面和國家治理活動各領域。因此，必須看到，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絕不僅是一個分配問題，而是生產、交換、消費問題。它也不僅是一個經濟問題，而是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問題。

因此，無論是單純就分配維度談共同富裕，寄希望于通過單一的分配制度調整而改善收入和財富分配格局，還是局限于經濟視域論共同富裕，寄希望于通過單一的經濟制度變革縮小收入和財富分配差距，都較為片面。

另外，目前所謂高中低收入群體的劃分標準都是相對而言的，也是與時俱進的。隨著經濟發展、人們收入水平的提高，標準還會有相應的變化。從擴大中等收入階層比重的角度講，可以圍繞當前中等收入階層的門檻精準施策，推動更多低收入人群邁入中等收入行列。目前來看，如高校畢業生、技術工人、中小微企業主、個體工商戶等，都有可能進入到中等收入群體中，這些群體都值得關注。

我國缺少對財富存量調節的稅收制度安排

證券時報記者： 在討論共同富裕的話題中，以房地產稅、遺產稅為主的財產稅也被各界熱議，財產稅對于促進共同富裕有何意義？

高培勇： 首先必須認清一個基本事實。目前中國的貧富差距不僅是收入分配層面的差距，更多體現在歷年收入分配差距不斷累積所形成的財富存量方面的貧富差距。不能只盯著收入分配層面收入差距的調節卻忽略或容忍財富存量方面差距的繼續擴大。所以，我們必須對財富存量層面進行調節。

在我國當前的稅收制度安排中，只有針對收入流量調節的個人所得稅，缺少針對個人財富存量調節的稅收。而在全世界范圍內，幾乎沒有不對財產征稅的國家。在多數國家，只要你有財產，就要因此而納稅。只要你的財產比別人多，就要比別人多納稅。

證券時報記者： 有哪些尚未出臺的財產稅適合在我國開征？

高培勇： 我們常說的財產課稅是一個體系，由三個方面的財產稅類構成：第一種是一般財產稅，以個人為單位，把他所有的財產加總求和來征收；第二種叫做特種財產稅，是在人所擁有的若干類財產中挑選一種或幾種單獨征稅，比如房地產稅；第三種是財產轉讓稅——你擁有這個財產，不轉讓不征稅，但如果把財產轉讓給他人，不管是轉讓給誰，就要對轉讓過程中的財產進行征稅，比如遺產稅、贈與稅。

對財產我們可以從多個角度去征稅，不僅僅是房地產，還可以有財產轉讓環節的征稅，對遺產稅和贈與稅的征收就是有必要的。不過，在當前的中國，遺產稅和贈與稅制尚在研討階段。未來在開征更多財產稅的同時，也應相應降低增值稅等流轉類課稅稅負。

證券時報記者： 房地產行業關系著民生與經濟發展，當前房地產稅試點工作將要啟動，如何理解房地產稅在我國的定位？我們需要為試點工作做好哪些準備？

高培勇： 房地產稅實質上是對高收入者財富存量進行調節的一個必要措施。隨著我國房地產稅開征試點即將啟動，我們理應為此做好各方面準備。其中特別重要的是，我們要澄清有關房地產稅征收的一些相對模糊的認識，讓大家盡快能圍繞房地產稅的征收達成廣泛的社會共識。這是我們全面開征房地產稅的重要基礎。

現在主要的問題還是理念和思想問題：圍繞房地產稅的征收，大家往往心存疑惑，比如為何要征收房地產稅，在已經繳納其他房地產相關稅收后，為何還有額外繳稅？缺乏正確的理念是因為我們還未形成“只要擁有財產就要為此而交稅”的現代稅收理念，這需要一個適應的過程。

（來源：證券時報 采訪者：證券時報記者 賀覺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