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國際傳播研究在理論創新上求新求變，在實踐拓展方面有效提升。2024年，研究聚焦生成式人工智能技術深度應用引發國際傳播智能化生態構建的可能性；國際傳播的藝術性、戰略性和系統協同發展；基于審美共通的、關注“人”的對外傳播，國際傳播效力體系逐漸完備。

2024年，中國的國際傳播研究在理論創新上求新求變，在實踐拓展方面有效提升，堅持走高質量發展新路，服務于中國式現代化建設，有效促進文明交流互鑒，強勢助力中華文明走向世界，通過提升國際傳播能力、完備構建國際傳播效力體系來加快促成“于我向好”國際傳播局面的到來。

一、技術點的突破：智能技術深度介入國際傳播生態變遷

2024年，生成式人工智能技術以更加迅猛的態勢深度介入國際傳播，引發有關智能技術重塑國際傳播生態可能性的實踐評估和理論討論。新的競爭邏輯下，智能國際傳播將超越大眾傳播、網絡傳播和社交傳播，主導新的權力轉移與全球格局，形成智能行為體崛起、權力彌散、權力再中心化和分權新機制等特性。[1]在技術硬件、規則、系統三個層面，智能技術將會對國際傳播生態產生深刻影響，國際傳播面臨著底層架構、平臺壟斷、技術代差等方面的制約，亟待“技術突圍”[2]。從時代劃分來看，經歷了大眾傳播時代的國際傳播1.0和網絡傳播、社交傳播時代的國際傳播2.0，以ChatGPT、Sora為代表的智能傳播全面開啟智能傳播時代的國際傳播3.0，通過數據、算法和算力等新要素，將改變整個國際傳播的競爭格局和大國博弈態勢。[3]在傳播主體方面，國際傳播的新主體涌現。從行動者網絡理論視角觀察，當前已逐漸形成“人類行動者主導，非人類行動者崛起”的國際傳播主體格局，社交機器人作為異質性行動者，在國際傳播的人機共生轉譯過程中能夠很大程度地彌補人類傳播主體的局限與不足[4]，并不斷促使新的知識獲取和認知模式的形成[5]。以ChatGPT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也進入國際傳播生態，兼具生產者和消費者雙重身份，成為傳播新物種，人機共存、人機共有、人機共創將是國際傳播的新面向。[6]對技術的應用進行考察之后發現，數智技術參與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國際傳播有助于非遺隱匿性知識邁向大眾呈現的通俗表達，超越時空邊界局限達至敘事的文化共享，以凸顯文化主體性彰顯“和合文化”的大國形象，體現出形塑具象、即時在場以及沉浸交互等樣態表征。[7]在此背景下，利用多模態AI賦能，以多元化敘事、多樣化呈現、多維度體驗不斷提升國際傳播的可能性、可視性和可感性[8]，將是未來國際傳播研究的智能探索新方向。對新型主流媒體來說，“以技術引領傳播”是核心策略，在利用人工智能創新國際傳播策略時要全面考慮技術、內容、渠道等多方面因素，不斷探索和構建虛擬化的國際傳播工作場景，以提升國際傳播效果。[9]盡管智能技術對國際傳播的開展有較高的可供性助力，技術深度應用本身的潛在倫理風險問題仍然值得重視。技術參與下的侵權風險與技術依賴、視覺圖像中的表征悖論與意義遮蔽以及資本魅惑下的語義失真與敘事偏離尚未得到有效解決。[10]信息失序風險加劇將會導致跨文化傳播生態受到污染，技術黑箱風險會使國家文化安全受到威脅，數字依賴風險加劇則會導致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受到沖擊。[11]

二、思想線的延伸：兼具藝術性和戰略性的傳播理論創新

當前，中國國際傳播研究的傳播理念需要持續前移，將國內 “抗澇”和國際“抗旱”統籌一盤棋，在講好世界故事的邏輯下講好中國故事，在講世界和他人故事的過程中把中國有效編織進入世界地圖，深刻認識國際傳播政治性、復雜性，積極推進國際傳播藝術性、戰略性。[12]從外部環境來看，中國長期面臨美西方國家輿論圍攻下的政治傳播競爭。美國時任總統特朗普利用Twitter傳播致使國際傳播下沉效應越發凸顯，引發美國民眾對華惡感急劇上升，給中國的國際傳播造成極為負面的影響，并深度波及全球產業和政治交往各個領域，動力換擋和思想變遷成為后特朗普時代中美政治傳播生態的典型特征[13]，而這也深度影響了全球傳播生態和中國國際傳播的未來發展方向。從利益、邊界和秩序的接力[14]與重構來看，既往西式全球化本質上是“盎格魯—撒克遜”霸權邏輯，國際傳播秩序重構的現實基礎就在于對西式全球化的全面超越，但隨著全球權力結構“東升西降”態勢演變，中國有望引領“新型全球化”進程，并成為推進國際傳播秩序重構的重要力量。[15]

推動秩序重構的思想動力在于中國國際傳播的理論創新。當前的國際傳播研究亟須回歸國際關系的現實語境，增強理論研究的現實適用性，而國際關系三大主流理論對國際傳播研究具有方法論意義上的參照作用：現實主義理論視角下，國際傳播與權力政治、武器化、國家間沖突深度關聯；自由主義理論視角下，國際傳播是一種“非物質性”權力；建構主義理論視角下，國際傳播具有“主體間性”，是國家行為體之間的互構。[16]在理論路徑上，中國國際傳播需要將“和”思想作為元理論，服務于國際傳播的體系化再造。[17]面對在全球傳播體系中提升話語權和形象塑造的挑戰，中國國際傳播需要注重內生力量的釋放與國內外傳播的融合。[18]

此外，內外部的協調和適配，也須建立在數字共通的技術基礎之上。數字時代的全球共通是國際傳播的本體，共通本體下的國際傳播不僅是信息和文化的傳播，更是主體間、文化間，甚至于萬物（人機物）之間的共通，這種共通包括基礎設施的共通、信息和數據的共通、文化與意義的共通、主體間和文化間的共通。[19]通，則指向同。國際傳播共同體以新世界主義和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為指導，是跨地緣的全球共同體，在傳播領域實現傳統共同體積極理念的回歸，形塑并凸顯國際傳播“多元主體、平等關系，共建共生、利益共享，交流對話、文明互鑒，規范共治、倫理共識，安全有序、開放包容”的共同體特征。[20]為此，需要進一步探索“韌性”理論視角下國際傳播韌性系統框架的構建，增強國際傳播系統的自我修復和重建能力，以“持續型信任”來擴展“共同體理念”。[21]

此外，國際傳播共同體的構建，有賴于系統化作指導的理論協同與實踐協作。中國國際傳播正在進入一個更為自覺主動、更為廣泛深入、更為系統化的進程[22]，應當通過全景化知識體系建設、協同式行動網絡激活與復合式評估框架構建以推動實現能力體系優化與文明共同繁榮。[23]在自我的協同理論探索方面，以系統科學為前提，以共同協作、協調同步和合作互惠為系統運行三層追求的“系統協同”理念已經成為新時代國際傳播理論與實踐升維的基礎邏輯。[24]目前，對中國國際傳播的“協同”規劃較為清晰：通過多方協調與合作，系統性地生產、分享和傳播信息，以實現整體效果最大化的“協同傳播”，具有主體協同、內容協同和渠道協同三個基本維度，細化為跨界協同、跨地協同、跨圈協同、議題協同、框架協同、修辭協同、媒體協同和產業協同等8種協同形式。[25]在國際傳播的交往層面，多元協同的理念被應用于中國國際傳播交往行動網絡構建，多位一體的國際傳播交往主體格局、多層次的交往規則網絡、復合型的交往關系網絡、多維度的交往媒介網絡以及多方位的交往形態網絡是至關重要的五個面向。[26]在自我與外部主體的協同理論探索方面，需要重視話語聯盟的建設，有效構建利于中國國際傳播的話語傳播統一體[27]；同時，面對中國話語國際傳播實踐的多元闡釋現實，應該更加注重推動多元闡釋共同體的差異化協同[28]。

三、文化圈層重構：中華文化國際傳播與中華文明走向世界

（一）構建全球審美共同體：傳播美學、生活方式美學與國際傳播的合力

國際傳播與美相聯系，具有深刻的審美表征和審美價值，在信息傳遞基礎上促進了文化價值的交流與共鳴，催生了跨越時空的審美實踐。[29]審美國際傳播，是為了構建起一種集體共有的審美意識與價值認同[30]，以體現世界視野下的“主體之美”，傳播環境中的“公共之美”和文化交流中的“對話之美”[31]。因此，當傳播的審美屬性、審美價值、審美理念體現在具體的傳播實踐中，具體而鮮活的中國生活方式彰顯了美學追求，日常生活的有機組合通過生活方式美學打動了中國國際傳播的目標受眾，完成了中國之美、生活之美、人性之美的國際傳播[32]。也就是說，在傳播學的視角下，超越個體進入集體層面的“生活方式”加“美學”，要考慮傳播的共通性（無論是日常經驗還是認知儲備中的共通經驗范圍）。[33]在文學出版國際傳播的理論思索中，審美傳播被視為一種傳遞有價值的審美、構建有效的文化認同的可靠方式：傳播文本通過“審美傳播”實現價值認同，要求文學出版的國際傳播“關注人”的價值取向的同時，盡可能最大限度地體現人類審美的獨特性、共通性[34]。在此基礎上，審美向度的國際傳播將進一步有效提升傳播美學的思想深度，助力構建基于中國國際傳播的全球審美共同體。

（二）加快促進文明交流互鑒：中華文化國際傳播與中華文明走向世界**

2024年，推動文明交流互鑒成為中國國際傳播的文化建設目標。國際傳播與文明交往歷經從覆蓋和移植，到抗爭與沖突，再到交流與互鑒的歷史階段。[35]文明交流互鑒作為國際傳播的范式新開拓，在本體上引發國際傳播的實踐轉型，在知識上呼喚以文明為視域的縱深延展，在格局上依托以交流為廣度的行動擴容，在效能上追求以互鑒為預期的愿景達成。[36]中華文明國際傳播新形態的歷史性演變，受到世界交往的頻次和深度的影響，在世界數字平臺新基礎之上，有望超越文化帝國主義和資本主義文明傳播模式，超越文明傳播中的沖突、隔閡，走向多元文明交流互鑒的新國際傳播圖景。[37]為此，需要基于中華文化與本土經驗，推進精神交往和物質傳遞并軌的國際傳播理論，解決中國問題的同時對世界做出貢獻。[38]

有賴于豐富多樣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資源及其中國式現代化的創造性轉化，中華文化國際傳播、中華文明走向世界是中國國際傳播肩負的重要歷史使命和突出文化使命，要將中華文化國際傳播體系的構建擺在全局性的戰略位置，從提升塑造力、感召力、傳播力和影響力四個層面進行戰略布局，以達到文化資源的整合、情感認同的達成、全媒體傳播環境的多方賦能、文明成果的共享。[39]在全球文明倡議“求同存異，時空貫通”理論精髓的啟示下，應在置換文明話語中磨煉國際傳播的敘事本領、在適配文明場景中落實國際傳播的“一域一策”、在助推文明互動中探索國際傳播的群眾路線，從文明問題的歷史根源上突破國際傳播的結構性困境，發揮國際傳播對于人類文明發展的價值意義。[40]

體系構建層面，中華文化的國際傳播需要在宏觀上重點設立一個囊括中央到地方、高效且權威的協調統籌部門，采用“大傳播”型管理體制，醞釀制定“文化促進與傳播法”，在微觀上出臺針對中華文化國際傳播的配套財政補貼制度和金融扶持制度、文化創新激勵措施。[41]應充分利用多元主體協商實現總體戰略目標、多重敘事整合實現意義闡釋、多鏈關系共建實現行動價值最大化的作用機制，助力中華文化國際傳播效能提升。[42]中華文明的韌性傳播，既是理論所趨，也是實踐所盼，須將韌性要素融入中華文明國際傳播的全過程和全鏈條，從而實現具有獨特性和創新性的全新通路：在信息觸達階段，提升信息篩選和整合能力、靈活的傳播策略、強大的風險應對能力以及持續的技術創新能力來激活韌性，在信息認知階段，要保持信息一致性和穩定性來維持韌性，在信息認同階段，通過推動多元主體參與的傳播格局構建來實現韌性的再循環。[43]在傳播渠道的選擇上，傳播速度快、受眾基數大、互動參與性強的短視頻，能夠有效助力中華文明的國際傳播：在選取能夠減少文化折扣的世界母題的同時，短視頻創作者對審美儀式感和日常生活審美的注重，給國際受眾帶來中華文化的沉浸感和體驗感。[44]更進一步，也可將短視頻視為塑造當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國際傳播的新型中介系統，利用其依靠視聽語言與文化符號實現意義錨定的中介特性，提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國際傳播效能。[45]同樣地，作為有效的國際傳播方式，中國游戲出海能夠傳承中華文化，在形象、場景、知識、故事、觀念、文明等方面給海外用戶呈現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有助于海外用戶對中華文化認同的形成。[46]國產游戲《黑神話：悟空》的全球風靡，是一種中華經典文學作品的現代化呈現，通過游戲的通道進入國際傳播，有效實現語境轉換和敘述跨層，打造了主體沉浸，為中國式現代化背景下中華經典文學作品的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指明方向。[47]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國際傳播的內容，包括天人合一的宇宙觀、協和萬邦的天下觀、和而不同的社會觀、人心和善的道德觀[48]。這是一種中華文化主流價值的傳播，有助于通過中國話語和敘事體系的完善鞏固中華文化主體性[49]。在蘊含中華文化主流價值的中國故事中，往往需要通過“以小見大”的傳播手法，讓中國故事深入人心。有學者通過實證研究發現，泛生活類內容柔性傳播以及泛知識類內容隱性傳播兩種組態路徑，揭示了中華文化短視頻實現良好國際傳播效果的內在機制。[50]在中國故事的社交媒體傳播中，有三種典型的中國故事資源，分別是中國人家的紀實Vlog、文化漫游者的親歷式講述、青年人的文化趣味和流行亞文化，這些普通大眾的生活故事傳播使得中國形象具象化，是去（弱化）意識形態色彩的、典型的大眾文化讀本。[51]因此，進入“日常敘述”，以互動參與豐富文化體驗，將內容受眾變為傳播主體[52]，是達成有效的中華文化國際傳播的重要手段。同時，身處媒介化社會，人、媒介、文化的關系不可分割，這就要求建立起一套“技道合一”式的日?；芋w系，注重樹立“人機物”日?；觽鞑ヒ庾R、構建體系化的文明強符號并推進面向全球的媒介規制，賦能中華文明國際傳播實踐。[53]此外，有效的中華文化國際傳播，還需要借助“文化錨定”的思維方式設計傳播內容：“文化錨定物”可被看作是中國文化國際傳播的有效內容策略，它是一種定位情境的文化符號，在不同文化中“錨定”中國文化，并以此強化 “中國概念”和“中國形象”。[54]除了“錨定”，也可重視“橋接”和“中介”。文化出海正在經歷從一般意義上的文化轉譯向文化橋接的精準化趨勢轉向，逐漸減輕早期因為簡單向其他國家“搬運”“遷移”造成的文化折扣問題，并通過內容橋接與社群橋接來促進新時代的文化國際傳播。[55]中介者、中介活動、中介介質和中介精神“四位一體”，構成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國際傳播的“文化中介”模型，有助于協同聯動推進文化“走出去”。[56]為在國際傳播實踐中觸及美國受眾心靈深處，給予更多選擇權、提供來源可信度較高的中國網紅生產內容、孜孜不倦地傳播高敘事傳輸度的中國文化內容，有望讓美國受眾了解更真實的中國。[57]

四、高質量發展新路：中國國際傳播能力建設與效力提升

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提出，要“構建更有效力的國際傳播體系”，是對中國國際傳播的更高要求和現實期待，也是基于當前中國國際傳播能力建設情況做出的高質量發展有效指示。從對外傳播的三次浪潮走來，中國國際傳播正在迎頭趕上第四次浪潮，在精準傳播的面向深度發力，更加注重議題的嵌入和發掘，持續觀察和思考平臺問題，在中國式現代化的現實語境下探索高質量發展的新路。

（一）多方共建中國國際傳播能力和效力體系

要著重講好中國傳統文化故事和中國社會治理故事，為國際傳播實踐掃清外部障礙，營造良好的外部輿論環境，從構建“以我為主”的對外話語體系、推進兼具國際視野的媒體深度融合、創造國際傳播效果的整合評估機制三個層面綜合發展我國國際傳播能力。[58]構建全方位、多主體、立體式的國際傳播大格局，改變長期以來依靠單一主體或部門主要發聲的狀況，形成多層次、多主體、多部門、多機構的多元共建、多元共鳴的傳播格局，是當前加強國際傳播能力建設的重要任務。[59]在全球傳播生態和大中華文化敘事框架下，中國“國際傳播能力”研究的視域升級十分必要，需要將個體跨文化能力建設納入整體知識版圖中，實現中國國際傳播“最后一公里”的強勢突圍。[60]在綜合性的國際傳播能力建設基本成型的基礎上，促成具備傳播效力的體系構建，需要充分把握三個關鍵選擇，分別是以推進主流媒體系統性變革支撐構建更有效力的國際傳播體系、以深化主流媒體國際傳播機制改革支撐全面提升國際傳播效能、以改革促動與科技賦能把制度、組織、人才優勢轉化為傳播優勢。[61]

2024年，集聚地方力量的國際傳播中心不斷整合建設資源，發揮地方特色，與中國國際傳播整體規劃有效適配。在推進深度發展的過程中，地方國際傳播中心應樹立全球視野，將打造戰略型、創新型、聯動型地方國際傳播中心作為重點任務[62]，在渠道建設、內容生產、智庫服務、人文交流和品牌塑造方面發力[63]。具體而言，需要在結合地方特色與全球視野的前提下，平衡區位傳播與全國布局、地方性傳播與全球化融入關系，遵循“戰略目標選擇—路徑落地優化—傳播效能評估”動態流程[64]；在戰略傳播層面優化區域布局，在內容特色層面培養關鍵意見領袖，在運營機制層面注重激發創新活力[65]；更加注重闡釋國家發展理念，重點打造傳播區域形象，依托國家戰略定位與區位優勢來打造獨特IP[66]；努力實現自我循環更新，兼顧經濟效應，健全國傳人才培養機制[67]。此外，省級國際傳播中心應著力打造智能生態系統，搭建智慧省級國際傳播平臺[68]，中小城市則不宜復制省級和大城市國際傳播中心，而是應該結合自身實際情況，探索“小而精”、市場化、區域聯動的戰略路徑。[69]

（二）走深走實的中國國際傳播的精準之思

衡量國際傳播體系效力和國際傳播能力的一個重要標準是傳播的精準度。2024年，中國國際傳播的精準之思不斷走深走實，在有效的理論反思基礎上向前邁進。當前的國際傳播研究慣常在數量統計的意義上理解“精準傳播”，卻往往忽視域外知識和實踐調研才是產生精準性和有效性的必要前提，因此，跨學科融合與大力加強實踐調研是國際傳播研究獲得突破的有益途徑，注重區域國別研究的開展將有效促進中國國際傳播自主知識體系的構建。[70]精準化國際傳播，也可以從數字交往的視角出發，更加注重數字時代主體間的共享、共鳴與共通，發掘主體間的交往潛力，從節點化、場景化、數智化、在地化等方向進行深入探索。[71]此外，還應該注意到的是，國際傳播各個環節的片面“精準”之下，隱藏著極易被忽視和混淆的“盲點”，原因在于尚未處理好各個環節之間的協同關系，因此，構建主體與受眾、技術與內核、供給與反饋、全球與地方四組協同關系為內容的國際傳播精準協同論，實現 “走進去”與“請進來”相結合、“平臺拓展”與“借船出海”相結合、“話語創新”與“調查研究”相結合、“國際視野”與“民間動能”相結合，能夠更進一步地達到“精準”國際傳播。[72]

（三）議題的深度嵌入與議題的通約性發掘

國際傳播工作需要高度重視新聞馴化效應和文化融合邏輯，推動從議題設置到議題嵌入的理念轉變，目的是更好地連接全球共通的意義空間，更為精準地實現本土議題的再本土化，更為廣泛地到達和影響復雜多元的國際社會。[73]氣候變化是全球非傳統安全領域的重要議題，也是具備全球共識的緊迫議題，具有跨民族、跨國別、跨區域、跨代際的可通約性，有著天然的傳播潛力，可以成為“雙碳”目標語境之下中國國家形象建設和國際傳播的新切入口；但與此同時，定性復雜、缺乏常態化的傳播機制、刻板負面的環境形象勾連氣候形象的特殊困境將會影響理想傳播效果的實現，未來可以嘗試更加突出氣候變化議題的科學和經濟屬性，錨定企業、NGO和“Z世代”等氣候傳播可及性高人群，加強在地化傳播，打造親近性敘事。[74]安全議題是全球合作與發展進程中較為突出的重要話題，也是具備國際傳播通約性的全球性話題。在全球安全觀指導下，中國對安全議題的國際傳播，在議題轉向上由國內安全轉向全球安全，在策略轉向上由被動應對轉向主動設置議題，在敘事方式上從 “論戰—對抗”轉向“對話—協商”，從傳播的角度為全球安全治理提供新思路。[75]相關輿論態勢分析表明，全球安全倡議在海灣阿拉伯國家的認知中，是中國為解決國際安全困境而提出的行之有效的公共產品[76]，應在此正面認知的基礎上進一步有效構建全球安全議題的國際傳播體系。

（四）平臺的國際傳播與平臺的權變性觀察

平臺的傳播能力給中國國際傳播帶來了新提升。得益于平臺出海，國際傳播信息鏈條各要素都在“破圈”和“重塑”：敘述主體呈現“你我共融”，傳播渠道多元互動，“共創世界故事”趨向明顯，具身化的信息感知更加深刻。[77]與此同時，平臺的傳播能力有進一步轉為傳播權力的趨勢：互聯網平臺企業作為高度私有化的企業，通過介入海底電纜建設，造成國家和社會對數字平臺的依賴性，已經成為全球信息流通實質權力的“代言人”。也就是說，數字平臺通過對國際傳播中“物”和數據的掌控成為跨越國家邊界參與國際傳播的新興權力變量，并通過嵌入日常生活和實踐，改變了國際傳播中權力博弈的模式。[78]但仍須注意的是，盡管由政府主導的國際傳播戰略對中國互聯網企業主導的跨國平臺寄予厚望，期待平臺承擔更多國家與社會責任，出海的平臺運營企業在現階段以強烈的去政治化傾向來保證自身的全球性和包容性，仍然難以擔綱國際傳播戰略賦予的政治重任。[79]

展望未來，在全球發展倡議、全球安全倡議、全球文明倡議和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不斷深入闡釋和傳播的進程中，中國故事需要以世界故事為傳播背景板，有效詮釋中國式現代化的深切含義，促進思想的深度融合與實踐的共生。具體來看，有以下三點值得重視：第一，中國國際傳播研究與實踐需要更加注重價值傳播層面的博弈和競爭，超越內容之爭、渠道之爭、數據之爭、技術之爭的物質傳播和非物質傳播淺表階段，迭代升級至由價值觀驅動的本質競爭階段[80]。特朗普再次當選美國總統，并將于2025年1月入主白宮，在其上一個總統任期就開啟的中美價值觀博弈將會出現新變體，值得持續關注。基于此，如何促進中國價值觀和中國理念的有效傳播或將成為中國國際傳播研究者未來很長一段時間的思考發力點。第二，中華文化的全球傳播突圍即將展開，兼具傳播與美、在海外社交媒體平臺掀起中國文化熱的中國優秀短視頻創作者李子柒于2024年11月正式回歸，包括但不限于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全球傳播或將以此為全新的突破點，為中國故事注入傳播美學、國際傳播和跨文化傳播的思想靈力，在促進全球文明交流互鑒的進程中提升中華文明的全球可見度、認可度和喜愛度。第三，中國國際傳播高質量建設的主要目標應是加快促成“于我向好”國際傳播局面的到來，為此，應在能力建設朝向縱深發展的同時構建起層次豐富、條塊清晰、結構合理的效力體系，在傳播全面適配“人”的需求起點上真正地跨越國家邊界和文化邊界，實現中國內容、中國觀點、中國思想與世界的認知貫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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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飛：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黨委常委、副校長；袁玥：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博士后，本文通訊作者）

【文章刊于《青年記者》2025年第1期】

本文引用格式參考：

姜飛，袁玥.思想定維，實踐走深：2024年中國國際傳播研究年度報告[J].青年記者，2025(01):27-34.

2024新聞傳播研究年度報告

在媒體融合經過十年發展進入智能化階段之時，數字轉型中的新聞業也迎來了“智能媒體新質生產力”。站在下一個十年發展的入口，學者們紛紛從不同角度回顧了這一中國特色的媒體發展路徑，并結合當下情境再出發，闡述了下一階段推進全媒體傳播體系建設的多重進路。

①胡正榮 張帥：2024年新聞傳播研究前沿話題盤點

②張志安 陳經偉：2024年中國新聞學研究述評

（來源：《青年記者》2025年第1期）